西方经典哲学名言萃选

时间:2021-02-12 13:30:48 名言警句 我要投稿

西方经典哲学名言萃选

  【导语】:哲学的意蕴就在于它以简单明了的词句表达深刻的意义,人的一生就是哲学的体现和体验。下面是小编为您收集“西方经典哲学名言萃选”,欢迎阅读与分享。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CNFLA的相关栏目!

西方经典哲学名言萃选

  1. 亚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亚里士多德用这一格言来说明哲学的起源。与这句格言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哲学问题。

  除了“诧异”以外,从事哲学活动还必须有“闲暇”。设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哪还会时间去“诧异”?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哪会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

  2. 芝诺: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

  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也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芝诺

  芝诺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是埃利亚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学生和继承人。芝诺素有“悖论之父”之称,他有四个数学悖论一直传到今天。他曾经讲过一个“知识圆圈说”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学生问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中,芝诺把知识比做圆圈,生动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

  3.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奠基人,他像20世纪英国的温莎公爵一样本可继承希腊一个城邦的王位,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因迷恋哲学而把王位让给兄弟。温莎公爵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代表人物,其美人还是实用的,可是赫拉克利特迷恋的却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整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永不停息燃烧着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结论。河水川流不息,当人们第二次原地踏入这条河时,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来的水流了。比如,你爬山的时候,通往山顶的路和下山的路也已不是同一条路了,因为万事万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都在瞬间即逝地变化着。这条路上肯定有树叶落下了或者地上的树叶改变了位置,泥土中间和表面蚯蚓、虫子、细菌正在穿梭,而泥土自身的一部分也在腐烂,一部分正在化为石头,只不过人类的肉眼无法明察罢了。

  赫拉克利特还认为,人类的智慧仅在于说出真理,其余一切都是不足取的。这就是说,即使你的鼻孔能辨别出任何烟味,你也不会变得优秀。在他的眼里,智慧的人极少,多数人是坏的。他既不合群,又蔑视一切。在他的晚年,隐退到一座废弃的庙宇。野旷人稀,不得不吃草根树皮。在得了水肿病后,下山回城里找医生,竟不同医生说话,只是用哑语手势,以致医生不懂何为。他一气之下独自躲进牛圈,用牛粪贴身,想用牛粪的热力逐出体内的水分,约公元前480年与前470年之间,这个高傲的苦行者最终还是复归于土。

  赫拉克利特虽然走了,但他的学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尤其是那句“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名言,我们更是记忆犹新。黑格尔评价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第一奠基人。黑格尔读到他时,动情地说:我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看见了新的陆地。

  4. 马基雅弗利:政治无道德

  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国侵略,结束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国是最理想的。他的名著《君主论》就是在论述一个王国怎样才能保住,怎样会失掉,由此总结出君主的治国之道。马基雅弗利目的在于教劳伦佐建立巩固而强大的国家,统一意大利。写完后秘密呈送给小劳伦佐,并没想公诸于世。所以语言非常坦率,毫无掩饰。直到马基雅弗利死后五年,才被人公之于世。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他说,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的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5. 爱因斯坦: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爱因斯坦说,“自然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看来,这位科学伟人的一生,是在科学和宗教两大思想体系中度过的。无论如何,一种超然于智能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这种自然力的来源,归结于神;而科学,对此尚没有完美的回答。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会存在那些我们用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事情和现象。对于这些,我们除了惊叹于造物主的神奇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还是爱因斯坦说的,“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正是对上帝的信念,才让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产生了探究宇宙奥秘的热情。“上帝不玩骰子,科学只能由那些彻头彻尾浸润了对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们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对于一种可能性的坚信也属于这种领域;这种可能性就是,适用于存在世界的那些规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来概括。我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这种深刻信念的真正科学家。”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我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单: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

  6. 霍布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霍布斯

  霍布斯(1588~1679)1588年4月5日生于威尔特郡一个牧师家庭。1608年牛津大学毕业。生活于政治、宗教激烈斗争的革命年代,他提倡绝对王权论,遭到国会反对,于1640年出亡法国。保王党人很赏识霍布斯的观点。王政复辟后,受宠并得年金。但在恢复天主教和排挤国教的宗教纷争中,他的《利维坦》被视为“无神论”异端而遭迫害。1666年国会查禁《利维坦》,并禁止他的政论著作在英国出版。

  霍布斯受当时机械论的影响,试图将机械论引入社会分析,提出了社会—国家学说。他说,设想一下,没有国家和社会的人的“自然状态”会是什么样?第一,像一出生就被弃在荒野的孤儿,我们形单影只,只能自己管自己,处于“自保”状态。与之伴随的是我们的无助、凄凉和存在的野兽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恐惧;第二,为了自求生存,我们餐风宿露,四处漂泊,靠有限的野果饱腹,而此时恰巧碰到许多和我们同样要靠这野果活命的人,因为自然资源稀缺,我们不得不像几条丧家的狗,为块骨头加入战斗,咬得你死我活。因为没有人是刀枪不入的,在不断冲突的激烈竞争中,每个人都在随时会被伤害的不安全中朝不保夕。人人为了自保而反对他人,带来了命运的不确定和心理的恐惧。有一天,一个钟表匠路过,对厮打的人群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订个协议,将你们交给我,我会像钟摆一样让你们感到确定和安全,从此不用战争,不要为生命担心,而把你们有限的精力放在寻找食物和水源上。”大家对这个提议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订了契约。有的把权力交到一个(钟表匠)君主手上,有的交到几个钟表匠(议会)那里。而且,为了保证钟表匠有实力防止人们随意毁约,并且赋予他/他们强大的武力。于是,社会的钟摆——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7. 柏拉图: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

  柏拉图在他的重要著作《理想国》里曾经有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洞穴比喻。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有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它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做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后来,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可以转头环视,他现在就可以看见事物本身了:但他们却以为他现在看到的是非本质的梦幻,最初看见的影像才是真实的。后来又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走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迸,以致什么也看不见。他就会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认为这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

  8. 波普尔: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波普尔是20世纪著名的科技哲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

  和休谟一样,波普尔对归纳法发出了质疑。休谟曾提出,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并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也会照样升起。假想并不能通过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证明。而波普尔的看法,则与他的“可错性”原则相结合。他说,既然无法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一条理论,认为太阳会升起。如果太阳第二天没有升起,那么这条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仍不能被证伪(证明是假的)。波普尔由此推出科学理论的划分标准:若某理论可被证伪,这理论即是科学的。

  因此,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新的科学结论取代了旧结论之后,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于是,波普尔从归纳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学的可贵性:科学知识不等于真理,科学知识只是猜想。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证伪,科学正是因为能够被不断证伪而不断发展。反之,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空话和伪科学,尽管可能永远也无法驳倒,却也永远没有任何用处。惟有科学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学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证伪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设法最终证实它,因为真理只能不断逼近,而不能最终达到。

  9. 孔德: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力

  奥古斯特•孔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实证主义哲学家。他批判神学和形而上学,强调知识产生于感官体验,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他认为,人所知的只是经验现象,或事实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科学就是要寻求这些关系,用最简化的方式把它们表示出来,从而产生各种规律。

  孔德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虚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终极原因,并把这些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的主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在这一阶段,神学世界观被形而上学世界观取代,人们以抽象的“实体”概念来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学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发现现象的实际关系和规律。人类历史经历了从迷信或玄学到科学的过程,到了第三阶段社会由科学家管理时,人们进入了现实的阶段。科学本身是关于描述、推论和控制的:科学家从观察到的一些事件着手,通过描述,精确地推断出自然规律的规则,一旦那些规则被掌握,便可以反过来推测这些事件。最后,当目标为描述和推断所操纵时,科学规则便对自然的可能性做出了控制。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把可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参考实体,而对那些无法观察到的事件避免做出为什么发生的解释。

  10. 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一切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数学,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企图用数解释一切。据说“数学”一词就是他发明的,也是他把数的概念提到突出地位。他从五个苹果、五个手指等事物中抽象出了五这个数。在今天看来这是件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哲学和实用数学界,这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实用数学方面,它使得算术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促使人们相信数是构成实物世界的基础。

  毕达哥拉斯用演绎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在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数理解为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是哲学家和数学家,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科学家,尽管他的学说对后来的数学和科学技术的产生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对他来说,研究数的和谐并非为了发现数学方面的定理或者公理,而是探究世界数的和谐构造,用数的和谐来证明宇宙的和谐,从而为其“数学的本源就是万物的本源”这一论断提供更多的证据和支持。再者,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源”这一超感官对象的有效途径。据说,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毕达哥拉斯教派曾举行过一次“百牛大祭”。然而我们却很难设想,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这一定理的发现能够在一代人的手中创造出一百头牛的价值。可见,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所以要进行“百牛大祭”,只是由于他们坚信,通过勾股定理的发现,自己已经与神明更接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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